在目前，市场经济急需建立中立性的法院，以厘定规则，保护私有产权的事情，最高法院的颓势，越发明显。

一是注意区分包公文化、清官文化、司法文化、传统司法文化这些概念。这一现象反映百姓也希望司法要有担当，有权威，而不能软弱无力。

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如铡美案中，纵有皇姑、国太的保护，包公无所畏惧，坚决要铡掉欺君罔上、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为秦香莲做主，体现了他爱民如子的情怀。包公形象、包公精神仍是今天普通老百姓所渴望和追求的法官形象。三是注意结合正史和民间传说研究包公文化。笔者认为，包拯之所以被选做箭垛，成为理想化、脸谱式的人物，一方面是因为包公具有强烈的人格感召力。

从史料的记载看，包拯一生并没有多少时间办案，大部分精力是在进谏和财政方面，为什么民间艺术中赋予他诸多执法断案的想象和故事，主持公道、除暴安良的青天形象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和百姓内心的一种渴望和需求，希望有像包拯一样的人为贫困百姓做主，同时也说明社会、司法缺乏这些东西，所以人们才会有这种幻想和需要。还有一项改革措施就是人们熟知的包拯倒坐南衙、走后门。当然，如果实在要说守法，那是我们必须守护宪法，以防权力对权利的侵害，毕竟在理论上宪法是权利的保证书。

这样的法条，如果转换为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语言，即权力不得立法，侵害国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比如韩非声称以法为教，直接把法律视为对民众的规训与惩罚，所以才有民众守法这一说。以上现象显然构成了一种惯性，谈到法、法律或法治，无论权力还是权利，都自觉不自觉地往公民守法这一维度上延伸，这就掩盖了法律对象上另一个更重要的维度，即政府。民众守法还是不违法，其句式一肯定，一否定，也许有人认为小题大做，结果都一样。

设若情形倒过来，对民众的权利也用肯定性的表述，让其遵守。之所以授予，乃是为了让权力有效运作并保障民众的权利，同时也为了防止权力本身对民众权利的侵害。

进入专题： 法治 。这里不妨看宪法第89条：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该条所含职权共18项)。这个法当然是授予权力又控制权力的宪法。法治社会，权力守法尤其必须。

守法的游戏规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你必须照着授予你的法律条例去做，在条例之外，没有自由可言。相反，不违法的游戏规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除了禁止的条例，你有充分的自由。如果一个社会可以二元为民众与政府，或权利与权力。非也，不同的法律表述必然导致不同的法律结果。

它们是用来平衡权利之间的各种关系，同时惩罚一种权利对另一种权利的侵害，包括对社会的侵害。那么，就守法而言，准确的法律表述是，守法应当是政府而非民众的事，此正如权力必须守法，权利则无须守法，只要不违法即可。

那么，在宪法层面上，民众是否需要守法？答案是否定的。这里我们需要警惕我们今天法制语言中的法家身影，公民守法就带有明显的法家意味。

其要义在于，从权利中诞生的权力，是获得了权利的授权，比如人大被授予立法权，国务院被授予行政权，法院被授予司法权。权力运作，各司其界，这就是守法。就民众而言，我不需要遵守保护我的东西，否则逻辑上说不通。如果说权利防止权力侵害，靠的是宪法，那么权利本身也可以彼此侵害同时危害社会，这就要靠宪法之下的法律如民法和刑法了。中国人的回答是：公民必须守法不深入联系群众，只顾吃拿卡要。

在面对很多人把入党、当干部作为个人或家庭、亲属获取利益的政治资本这种动机考验时，在面对带病入党或带病提拔这种不良现象时，在面对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时，正确的解决路径应当回归到党内法规或国家法律的规定上来，以严格依法依规办事保障党在组织上的纯洁性。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信仰纯洁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

保持党的作风纯洁，核心是密切联系群众。尤其是贪污腐败分子，不关心群众疾苦，只顾形象面子。

可以说，保持党作风上的纯洁性，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无疑是两大重要保证，但同时应当谨记的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结合是保障惩防并举取得实效的有力保障。宪法法律意识保障思想上的纯洁性。

后果是不仅从反面包容或放纵了这些问题加剧，且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应有的威严度和公信力。严格依法依规办事保障组织上的纯洁性。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党的纯洁性程度体现和说明着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与水平。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树立宪法法律意识自然是包括所有党员干部在内的全体国民之应有的基本思想观念。

必须说明的是，纯洁性的保持一方面与党内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以及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法治的有力保障，可以说，离开了法治就很难有纯洁性。比如《党章》中关于党员八项权利与八项义务的规定，《公务员法》中关于公务员八项权利与九项义务的规定，都对党员与公务员的权利义务予以明确，为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自身角色和明确行为规范厘定边界。

如果将新时期或近年来出现的种种问题加以归纳整理，我们会发现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因为缺乏应有的国家法律支撑或党内法规界定，而是实践中在执行落实这些规定上出了问题，没有一以贯之地严格执行现有规定。但党内一定时期或一定地区不同程度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好人主义的错误或不良风气败坏了党的声誉，推远了党与群众的距离。

显而易见，对于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380多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保持组织上的纯洁性绝非易事，甚至要经受难以想象的风雨。面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各种挑战，我们党该如何不断保持纯洁性？毋庸置疑，我们至少可以从党内和党外，或者说从党自律与他律两方面入手寻求实现路径。

社会法律监督保障领导干部的纯洁性。党内自律主要包括党员自律、党组织自律与党内法规约束自律等，党外他律则包括国家宪法法律强制、社会道德规范、社会舆论压力等。在党成立90余年的新形势下，惩治腐败分子对保持党作风上的纯洁性、密切联系群众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纯洁性同一切腐败现象是根本对立的，反腐倡廉就是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维护党的肌体健康，维护党的纯洁性。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不仅从根本上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国家性质，而且为党的执政和政府行政提供了基本原则与行为准绳。

不注重为民谋福，只顾个人私利。所以，广义上的法律监督，即社会主体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相较国家层面的法律监督不容忽视。

因为社会层面的法律监督基本上解决了不敢进行有效监督的问题，使得领导干部的言行处于一种相对公开透明的状态，从社会氛围的营造上给领导干部以无形的压力，将外在监督因素转换为内在的自我约束，达到领导干部处处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良好状态。在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三位一体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依法治国是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维系和保障。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严格的监督是防止党员和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维护党的纯洁性的重要途径。只有充分尊重和坚持发挥法治的力量，腐败分子才不敢继续嚣张，密切联系群众才能落到实处，作风纯洁才会自然生成。